商洛市商州区文工团创排的新编陕南秦腔《罗公碥》，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史剧创作准则，以方志、碑刻所载清代商州知州罗文思治政史实为根基，将叙事锚定于捐俸修碥、深耕乡土民生这一艰辛漫长的基层治理实践。剧目立足秦腔剧种本体，突破传统廉吏题材脸谱化叙事窠臼，将历史困境、人性矛盾、乡土伦理与与秦腔艺术审美熔于一体，在历史题材戏曲的当代转化上，构建出沉静内敛、乡土浓郁的艺术品格，是基层院团原创历史剧中兼具审美自觉与思想分量的艺术作品。
剧本立意跳出廉吏题材“道德表彰”的浅层书写，转向对古代基层治理的深层思辨。剧作没有将罗文思塑造成单向度的道德标杆，而是把人物置于封建县域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之中：秦岭危碥阻隔民生商贸，府库空虚，上有体制掣肘，下有乡土习俗与百姓生计的现实博弈。剧本以修碥工程为主线，串联兴教、劝农、整肃吏风等持续的民生实践，铺展多重价值冲突：公共建设与乡土生计的矛盾、公义担当与家庭亏欠的拉扯、治世理想与资源匮乏之间的鸿沟。剧作的价值表达，不在于颂扬一场惊天壮举，而是书写基层良吏久久为功的实干精神。它重新诠释传统民本与清廉的内涵：清廉不仅是不贪不腐的底线自持，更是损俸济民、躬身践诺的奉献担当。这份对基层治理困境的平视体察，让古代廉吏精神脱离口号式宣讲，形成跨越古今的思想镜鉴，赋予剧目厚重的人文底色。
以人本视角重构循吏形象，贴合秦腔的创作传统，打破清官舞台形象的神化书写。舞台上的罗文思，既有踏山察险、为民解忧的坚韧风骨，亦深陷世俗情感的煎熬。创作者直面人物内在矛盾：心怀苍生的悲悯，面对乡绅质疑的无奈，以及对家人长久亏欠的愧疚。大义抉择中的挣扎、隐忍与痛楚，构成人物饱满的精神层次。他可敬，却不悬浮；刚正，亦存温情。
与此同时，剧中群像人物摒弃善恶二元对立的俗套写法，庞家借佛敛财、僚吏的周旋、山民的质朴，都源于真实的乡土生存逻辑，构成完整鲜活的基层社会群像，让整部戏的人物行动、戏剧冲突扎根人性与现实，人物表达更加贴合秦腔现实主义的叙事底色。
在艺术形式上，导演以戏曲写意思维构建舞台意象，用收放自如的调度区分外部事件与内心世界，以张弛相生的节奏驾驭戏剧叙事与抒情，把宏大的治政故事转化为可共情的人物生命体验。这种沉静质朴的导演风格，与《罗公碥》乡土底色、民本主题高度统一，为这部陕南秦腔奠定了整体内敛厚重的艺术基调。
在舞台空间与意象营造上，采用模块化山形景片配合光影分区调度，将秦岭罗公碥的山川险隘提炼为符号化视觉意象。山景既是真实地理险境的外化，更是隐喻——既代表秦岭山路的行路之难，也暗喻古代基层官吏治事的人心之艰，虚实相生、意蕴悠长。舞台调度双线并行、张弛有度，将“为公治民”与“顾家尽情”两条线索交替推进。公事攻坚的群场戏份，以散点式排布还原山野百姓的原生生活状态，凸显浓郁的乡土质感；人物独处自省的戏份，则以静场、弱光、留白的极简处理，将内在心理博弈视觉化、具象化，让舞台行动服务于人物心理刻画。以含蓄内敛又极富张力的舞台审美，呼应本剧“实干无声”的核心主题。
演员李小雄领衔主演，其唱做并举，功力深厚，将程式表演手段，注入真实的体验和个性化的创造，实现传统程式与生活化表达的有机融合，在行当规范之中深挖人性内涵，他将官员的责任担当、丈夫的愧疚柔软、读书人的仁厚悲悯融为一体，踏勘山路时的忧心忡忡、夫妻争执时的两难愧疚、面对百姓时的赤诚坦荡、离别乡土时的不舍牵挂，通过酣畅激越的唱腔、细腻表演与精准身段，把人物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澜、复杂纠结的心理层次表现得淋漓尽致。群演表演分寸得当，乡绅的迟疑顾虑、差役的世故周旋、山民的质朴热忱，共同营造厚重的陕南乡土场域。全剧依托戏曲艺术的抒情特质，以情动人、以艺传理，彰显戏曲高台教化润物无声的艺术意蕴。
剧目深度挖掘陕南秦腔的地域特色，走出乡贤题材创造性转化的全新路径，作品牢牢把握秦腔高亢雄浑、质朴苍凉的艺术特质，灵活运用经典板式，随剧情起伏、人物心境转换铺陈声腔，既有慢板的细腻凄婉，又有快板的激昂慷慨，声情并茂，极具感染力。同时巧妙融入商洛花鼓本土小调，为乡土场景、民生戏份增添鲜活的山野气息。秦腔主腔与本土小调相融共生，回归戏曲“以声传情、以情动人”的本体。作为基层院团的原创力作，《罗公碥》充分证明本土乡土历史资源，能够转化为高品质的舞台艺术作品，为地方戏曲活化本土文脉、创新廉吏题材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总体而言，新编秦腔《罗公碥》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情怀与成熟审美品格的历史题材戏曲。剧作以史为骨、以人为魂、以腔传韵，突破清官戏固有的叙事范式，用沉静质朴的舞台美学诠释基层循吏的民本情怀。它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不刻意拔高人物，于平实叙事中见风骨，在乡土表达里见精神，为新时代地方历史题材戏曲创作树立了富有本土文化自觉的鲜活范本。
作者：乔慧斌（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教授、中国戏曲导演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