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署名: 赵 权
序 曲
抗日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完全战胜帝国主义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为我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亚、非、拉美被压迫民族解放争独立，求解放的斗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展开的。当时，十年内战，国势日衰，招致日寇入侵，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了全国抗日的新局面，为抗战的胜利创立了重要的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中坚力量，有几百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然，国民党中的许多仁人志士、爱国军队、爱国将领，为了抗日救国，同样也浴血奋战，不惜牺牲，血染疆场，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1946年8月10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彻底胜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摧毁旧世界， 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的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正义与邪恶、新兴与腐朽的生死较量，最终推翻蒋家王朝，建立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正义之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像号角，像鼓点，扬起了新中国远征的风帆。五十年代，告别了水深火热的人民，开始了治愈战争的创伤，共和国像巨轮远航，缓缓起緢。六十年代，接受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中国大地创造了人世间破天荒的“奇迹”和遗憾。七十年代，开国元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星”相继陨落，历史帆船严重颠波，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又一位巨人，明察秋毫，及时掌舵，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使航船避暗礁，过险滩，继续驶向理想的彼岸。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拂着共和国的玉树琼枝，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中国沿着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迅疾发展，飞速向前。九十年代，伟大的中国向世界真正展示了强大的容颜，巨人般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港、澳相继回归，这标志着综合国力的日趋强盛，中华民族有了尊严，彻底洗刷了被列强割据、侵略的历史耻辱。不再听那黄河的呻吟呐喊、黄土地的哭泣呜咽；不堪回首圆明园熊熊燃烧的烈焰；不再让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碑继续刺眼；不再听“东亚病夫”那样的狂犬；不再经历“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的践踏、蹂躏和摧残......2000年的晨钟已经敲响，强大的中国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之栋梁。历史是一条河，流淌着，沉淀着；历史是一本书，字里行间跳跃着千万年血与泪交织的音符。中国五千年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亘古永恒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必被盗欺”。
因此，我们不能忘却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慢慢成长过程中，在几代优秀领导人的卓越领导下，变得更加光明、坚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中国人民正齐步脱贫致富奔小康。和谐国度，幸福生活的确来之不易，那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无数英雄用热血浇开的一枝奇葩，是无数烈士用生命凝结的一颗硕果，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为独立、反侵略、争自由、求解放、奔小康的一个缩影。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抗日英雄，革命烈士。他（她）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人民的楷模，祖国的瑰宝。
我们的乡党邓景亭烈士就是千万烈士中出类拔萃的一个。生活在如此幸福的国度，过着如此美好生活的我们，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时刻惦记着他（她）们，怀念着他（她）们，并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对他（她）们的祭祀应当成为“国殇之祭”。
初生牛犊不畏虎 清算乡霸慰乡亲
邓景亭（1912—1947）原名新安。陕西省宜川县集义镇新庄村人。西安军校出身，延安抗大学员。生前曾任韩（韩城）、宜（宜川）、黄（黄龙）三地抗联主席，中共韩宜县委负责人之一，韩宜中心区负责人之一。红26军六团3连指导员，军部财务科员，西安事变前在省城搞学运，事变后在第二战区搞兵运，中共集义地下党支部书记，伪宜川县自卫队长，伪第三联保主任，伪社训队队长，宜川第四高级小学教导主任。1938年1月奉命成立“抗日救亡剧团”任团长。民国元年（1912）10月10日，邓景亭出身于集义新庄村一农家，他和妻子曹氏生育1儿（名金元）、1女（名竹玲）。新庄村离镇子不远，家里除作务不少水浇田外，还经营着油坊、染坊、磨坊和商号。因此，家庭富裕，家境尚好。这些全靠父亲和兄长邓保安经营运转，他从不染指。他的童年时代，家乡连所小学都没有，他只在镇上读了几年私塾，好在家庭经济状况不错，有能力供他去外地念书。1931年，他19岁那年，考入韩城县中学。韩城是个码头地带，经济发达地区，学界知识分子纷至沓来，马列著作，进步书籍在学校广为流传。在这样的氛围中，邓景亭受到了陶冶，明白了不推翻旧世界，就不能使劳苦大众真正翻身作主的道理，于是，他选择了于家庭决裂，投身革命之路。1933年，他带上两名韩城进步学生，给学校请了个假，回到家乡宜川县集义镇。
回到集义镇后，他联系了集义几名进步青年，从石台寺第四管区开始暗中清查清算伪乡长刘重阳（集义陈家庄人）的贪污剥削帐。月余光景，当清查到冯家坪第一管区时，被人发现，秘告了伪乡长刘重阳，刘立派人把他们叫到乡公所，恐吓吓唬。那时的邓景亭几个青年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愣小伙，加上他们在清查过程中发现敌伪乡长确有贪污窃取事实，更是义愤填膺。他便带头一一举证，声色严厉，痛之斥之，当众揭穿，使刘下不了台。在铁的事实面前，刘只好服软。晚上，请了乡镇首号绅士邹贡爷（邹均礼）出面，摆酒设宴说和。这一来邓景亭他们更加恼火，丝毫没有动摇，反而给了乡绅伪霸一个狗血喷头，厉声痛斥。邹贡爷是说一不二的乡绅，从来没人敢顶撞他，此时此刻却被邓景亭几个小年轻气得一下子昏死在酒宴上，酒宴不欢而散。邹贡爷因此气极生悲，月余天气亡故于马头岭家中。
这些初生牛犊的义莽之举，博得乡亲们的赞赏，纷纷呐喊助威。后来闹到伪宜川县政府，无耐，伪政府便罢免了刘重阳的伪乡长职务。
与敌伪正面交锋，展开斗争，首战告捷，更加增添了邓景亭从事革命的信息和决心。1933年3月，他在韩城中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了组织的培养和指导，他便有了奋斗的方向。1933年，宜川伪县长史秉贞贪污受贿，扣发教育经费，激起宜川人民的公愤。邓景亭知道后，请假回到宜川县城。他和宜川共产党员赵正化、白彦博、范世昌共同组织策划，串联城关、集义、云岩和狼神山（在延长）四所高级小学的学生代表和四个乡镇的农民代表上街示威游行，到县政府大门前请愿、喊口号、张贴标语、发表演说。一举砸了伪县政府的牌子和乡绅李国忠的“功德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伪省政府撤销了宜川县长史秉贞的职务。斗争的胜利，使邓景亭认识到，只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只有组织起来，与敌抗争，才能打击贼寇，告慰乡亲。他决定迅速走向社会，回家乡建立发展党组织，从事革命斗争。
发展壮大党组织 风疾云涌闹革命
宜川县第四高级小学，就是宜川县集义初级中学的前身，地址在集义镇东北角的天竺寺。解放前，宜川县南部只有一所高小，就是第四高级小学。它的服务半径涵盖了集义川、寿峰川、茹意川、鹿儿川、韩城市北边山区的院子川和枣桌梁以及大岭东边川道。此处乃多山半林区。集义镇是这一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第四高小成为国共两党活动的中心，如火如荼的斗争，在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1932年秋，第四高小从韩城聘来三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当教员，他们是段异文和两位女青年。初来乍到，就不知疲倦地散发革命传单，张贴宣传标语，宣传抗日主张，传播马列主义，散发革命小册子，在学生中间注入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段异文是韩城三甲人，在韩城中学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在宜川四高学生中秘密发展了几名党员（当时学生普遍年龄偏大），在这片沃土中撒下了革命种子。1933年4月，根据我党陕西省委指示，韩城学生在县委领导下，抗粮、抗款、抗租、声援西安“4.26”助降戴季陶的行动，戴是蒋介石派来西安镇压青年运动的头目。韩中学生提出“要求读书自由”、“反对党化教育”、“取消党义课”等口号。焚烧大批地主账薄、地契、债据。轰轰烈烈的学潮方兴未艾，结果韩城中学无理开除了张子正、邓景亭等14名无辜的学生。全校师生愤怒的冲出校门，包围了伪县政府，要求校方释放被捕学生。被开除的邓景亭回宜川后，没多久就被宜川县政府任命为宜川三区督学（县川河以南至韩城县为三区），驻第四高小，此时，四高小青年教师多，思想活跃，追求进步，邓景亭在他们中间又发展了12名党员。1933年夏，中共三区第一个党支部在四高小诞生。从此，集义的革命斗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中共宜川四高小党支部首届成员由17人组成：支部书记：邓景亭（21岁），副支部书记：段异文（27岁），党员有：薛明斋、薛焰、薛道蕴、曹贤德、刘葆璋、刘葆华、邹东平、邓登盈、康鸿德、邓刚、丁景生、张希明、张希俊、李生才、樊振山等。邓景亭和段异文是韩城中学的同学，二人都是在韩中入党，四高小党支部隶属韩城县中心县委领导。四高小支部汇报工作地点在清水村。中共韩城中心县委书记薛和坊就住在那里。在东府党委领导下，四高小党支部工作刚有起色，宣传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介绍红军发展和战斗情况，揭露蒋介石对南方根据地的“围剿”；在集义街办的图书馆，平民学校、农民协会、业余剧团、反苛捐杂税、反封建迷信和包办买卖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在镇子附近成立了二百多人的农协，分10组，推选领导，农忙干活，农闲开展各种活动。李象九，谢子长1926年曾在集义成立过农民协会，对后来的四高小的支部工作起过直接影响。韩城来的二位女教员，始终没暴露身份，只是“传道解惑”，履行一个教师的职责，他们深入浅出的向学生传授知识，受到欢迎，学生进步很快，善于以具体比喻抽象，山区文明新风由此渐开，求学者慕名而来。对于她们身穿旗袍、短裙、皮鞋、剪发，乡民都有非议，但她们仍以新潮的着装、言行来教化新风。薛家三兄弟（明斋、薛焰、道蕴），是韩城大地主的儿子，因不满家庭出身，而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三区地主乡绅内部发生矛盾，四高小党支部趁此发动学生和群众对恶霸地主的斗争。揭露了作恶多端、吞食巨额大烟税款的三区区长刘虎拜和狐假虎威的民团头子梁鸿飞的大量罪恶。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大字报，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革命形势，风疾云涌。迫使伪县府将二人革职，逮捕关押，最后伪县长不得不忍痛割爱——将刘虎拜正法，拿来祭旗，才平息了这次学潮。
斗争的胜利，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邓景亭和段异文信心百倍，支部把刘葆璋、曹贤德和薛明斋增选为委员，充实了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为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1934年，三区党员发展到200人，四高40人，组织队伍迅速壮大。
一捕入狱何所惧 内通外联鏖战急
1934年，四高小革命斗争开展的如火如荼，国民党深感威胁到他们的统治，遂决定给四高小掺砂子。旋即派西安人郭泰来担任三区民众学校校长，组建了国民党区党部。李秀云（南坡人）任区党部书记，同时兼任四高代课教师。从此，集义地区国共两党以四高小为中心，演绎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这年夏天，邓景亭在乡民大会上得到民众的支持，被选为联保主任（区长），即席演讲：“为使民众摆脱贫困，减去所欠税、款、粮、草，农民上夜校学识字、学记账、写条据、契约、打算盘”。学员达到50余人。
他带领民众疏通河流，引水灌溉，社会拥护，民众欢迎。敌伪则非常仇视，认为“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岂容免交税费粮草？”地方反动势力上下勾结，县长淮建民假借调邓景亭进县城开会之名，欲撤销其联保主任职务，并以“共产党嫌疑，煽动刁民抗粮抗款”之罪名，将他打入牢狱，先关押在集义乡公所，后转入宜川监狱（郭俭）。下了台的团匪头子梁鸿飞窃取联保主任一职。
邓景亭入狱后，党组织活动受到极大限制。郭泰来和李秀云气嚣尘上，拟我党黑名单，暗中监视，一时波诡云谲，白色恐怖笼罩三区。四高小18岁的学生曹贤德临危受命担任支部书记，21岁的学生刘葆璋和段异文任副支书。党内同志表现出“左”的思潮：发动韩城磑子山煤矿工人暴动，夺枪上山建立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党组织决定让段异文避开锋芒，保存实力。段在学生曹贤德、康鸿德的护送下，乘羊皮筏子过黄河，明里到山西购置校服，实际是到山西暂避，待集义风平浪静后，再回陕西。把带有暗号的校服发给学生中的党员，伪装成矿工打入煤矿，里应外合发动磑子山暴动，在为改善劳动条件和工人待遇的大罢工中，曹贤德被校方开除，其他学生被解雇，臆想中的暴动胎死腹中。
同年秋、冬，我红军骑兵师两度南下集义，落脚四高小。斗恶霸，开粮仓，没收奸商货物，处决几名恶首。杨森师长在戏台上做了激情洋溢的演讲。民众和师生的革命热情得到极大鼓舞，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吃饱穿暖得解放，农民有10余人参加了红军；四高小学生和教师中也有10名青年脱校服穿军装当了红军。他们是段异义、曹贤德、刘葆璋、邓登盈等。年仅15岁的薛焰看见红军大队人马离开四高小，他尊敬的段老师和几位同学刹时戎装着身，成了威武的红军，仰慕至极，遂奋不顾身追出集义街，一个箭步飞身跳上一匹枣红战马，同他的老师同学并驾齐驻进入苏区。
这是青年们革命道路上一大转折——由一个地下党的革命者，变为出入千军万马之中的红军战士。狱中的邓景亭，受尽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保护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不断地和狱友串联，宣传革命主张，与外界保持联系，内应外联继续斗争。红军骑兵师两次交涉要求放人，伪县长淮建民屈于红军的威慑，只好以“言行不轨”讨伐出狱，邓又回四高小。
1935年3月20日，省委和军委派红军学校政治教官马文瑞来宜川，成立陕甘边省东区委员会，任命曹贤德为第11游击支队队长，任命刘葆璋为第13游击队队长。两支游击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在宜川北塬袭击敌人，阻击敌人进犯红区。打了几个胜仗，于5月18日协同骑兵团在屯石峻险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宜川保安团300余人，击毙保安团团长冯备三等13人。曹贤德离开苏区时，黑志德派康永年化妆为卖货郎，一路卖货同曹来到四高小，与邓景亭一起着手整顿党组织，加强了支部领导，清除了两名嫌疑分子，规定了秘密工作纪律，支部得到了巩固，形势有了新发展。
1935年3月，曹贤德向义勇军司令黑志德汇报工作，刘葆璋到永坪镇向陕北崔田夫汇报工作，二位上级都表示，需要时可向他们派武装小组协助，曹、刘说他们对宜川县了如指掌，暂且不需。在曹的请示下，省委同意了在三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接此任务后，曹、刘从苏区连赶了两个昼夜来到集义镇，取出他们隐藏的4挺机枪，经过一番周密计划，制定了扩大游击队的方案。万没料到，混入义勇军的四高小党员邹瑞毛偷偷离开陕北部队，在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到达集义镇，叛变革命，在光葆商号门口向团匪头子梁鸿飞告密。夜间，民团把刘葆璋的宅院和四高包围得水泄不通，猛地枪声四起，刘的哥哥刘盛祥忙起来给刘葆璋和曹贤德报信，刚走到院中，被越墙而过的保队付高仁山开枪击中，倒在血泊中牺牲，年仅24岁。民团在刘宅和四高搜遍所有角落，皆未见共产党员踪影，气急败坏的民团把刘家老幼全部赶出，查封门户，刘氏父母嫂侄逃到山西，宿破庙烂窑，走上漫漫乞讨路。敌伪在新庄和东西坡、集义街、闹得鸡飞狗上墙，抓了邓崇德（志高）等4名四高小学生中的党员，吊在树上拷打审问，没问出任何情况。敌人哪里知道刘、邓、曹也有人通风报信，早已离开集义街到达玉皇庙。敌再追来时，他们早已消失在郁郁葱葱的松树林中，暂避难于磊益沟槐卜村王海子与南志歧的倒塌破窑中，王海子送汤送饭，第二天黑夜带上枪支回义勇军。邓景亭仍留四高小，领导地下党支部工作。
1935年红军骑兵师由师长杨森率领，陕甘游击队由刘志丹率领，来到集义镇，以曹贤德为支队长游击队50多人和刘葆璋带领的另一支游击队都参加了这次革命行动。四高小是据点，决策、会议、休整、粮草、给养，一切行动都在此进行。刘志丹走上四高小的讲台，向群众演讲，宣传革命（1943年12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有刊载）。没收地主乡伸恶霸和奸商的粮棉绸缎布匹，分发给劳苦大众，焚烧高利贷契约。一名奸细处死在四高小，四个十恶不赦的恶霸被处决死在一条小河旁，缴获敌枪支40余支，长了人民志气，灭了敌人威风。民团风声鹤唳，似惊弓之鸟，逃进了老梢林。
穿梭红白两区间，上传下达谋发展
1943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刘志丹队伍会师。国统区设了五道封锁线包围苏区，宜川北塬靠延长一带就是苏区，因此，宜川就有三道防线。敌军不断开进宜川，气氛日趋紧张，黑云压城，敌特、便衣接踵而来。青年学生、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屡遭逮捕、关押、绑架、暗杀。销声匿迹的土匪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四高小党支部活动更加困难，更加慎密。
一天曹贤德带十多名游击队员进入白水川孔崖寨子，准备在伪首背后给敌以致命的打击，他身先士卒，只身带领一个姓冯的战士，翻过山到达南寺磊下边的二郎石沟，遇到一股清冽泉水，他正口干舌燥，爬下就喝，猛地发现泉水倒影是冯端枪瞄准了他。“你干什么？”他大喊。“林中响动，怕有敌人，我保护你”冯说。他信以为真，爬下又喝，冯扣动扳机，连开两枪，曹饮恨枪弹，壮烈捐躯，年仅23岁。冯也是四高小学生，因不满马文瑞任命曹贤德当游击队而没任命他就大开杀戒，叛变革命。他手握党的不少情报，又带了两个特务向邓景亭扑来。冲进邓在四高的办公室，扑了个空，闹的满屋狼藉，恼羞成怒，忽见一个烟盒纸上写“按既定计划，抓叛徒诛杀。”十个字，叛徒人单力薄，怕陷入圈套，迅速溜走，免了诛杀。其实，邓景亭已从两位韩城来的女教员这一内线获悉，冯铤而走险对他下毒手，他先躲避。二位女教员故意在烟盒上写下那十个字，结果真的吓退了敌人。
反动势力沆瀣一气，时局十分险恶，为了保存实力，上级组织通知四高支部暂停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薛明斋、薛道蕴、刘葆华、邓志高、邓登盈等迅速北上转入苏区。邓景亭在冬季转入苏区，上了红军大学。期满分配白区工作，因层层封锁无法通过，改派到红26军6团3连任指导员，后调入军部财务科工作。刘葆华进入苏区，担任赤川（红宜）县团委书记。1936年2月，到宜川县高柏乡巡视工作，遭民团袭击，突围中为掩护同志撤退，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19岁。为了纪念刘葆华，红宜县委把他牺牲的那个区命名为“葆华区”。
1936年，邓景亭到西安上军校并搞学运，后又转到山西搞兵运。是年冬，党抽调一批人到国统区公开任职，邓到四高小继续任教，组织农民和高小学生驱逐了敲诈勒索群众的集义杂税局长宁志敏和烟膏区长晋奋华。1936年6月，刘葆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任命邓景亭为韩宜县委书记，重点做好白区韩城、宜川、黄龙与红区陕甘苏区的联络工作。他们与苏区联络的暗号是:“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卖棉花的！”“一斤多少两？”“一斤18两”。他们化装马帮驼队，通过重重封锁，用这种办法与苏区联络，互通情报，为苏区提供了大量物资和药材，上传下达，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国共两党二次合作，枪口一致对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党中央为加强对关中平原的领导，确保朱德、邓小平、任弼时、左权军率领的115师、120师、129师顺利于8月31日至10月初由韩城芝川渡口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而特地从延安抽调100人进入渭北工作，其中就有段异文、白云峰、薛明斋、薛焰、薛道蕴、吴沙浪等。这批人不辱使命，使朱、邓和八路军安全冒雨渡过黄河。
“1937年11月陕西省委派段异文和白云峰回韩城加强县委领导段异文任县委书记，白云峰任青年部长”（据《韩城市志》）。此时韩城县委有7个区委，集义镇区委就是其中一个。县委驻地由城内箔子巷移到西赵庄小学和北寿寺小学。1938年3月10日，白求恩大夫从武汉赴延安途中，路过韩城，段异文负责接待安排白求恩住北关井把湾隆兴客栈，白求恩每天到驻军医院给伤兵和百姓治病。19日乘卡车去西安（据《韩城市志》）。
邓景亭领导的韩宜地下党组织，频频穿梭于“红区”、“白区”之间，上传下达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抗战的一支有生力量。
抗日救亡为己任 曲曲壮歌秦晋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省会太原失守，阎锡山先退守在黄河东岸的弹丸之地：克难坡。后由黄河壶口西渡，驻扎河西岸宜川桑柏，秋林、英旺。一时间，黄河西岸人满为患：难民、中央军、八路军、二战区、学生、商贸、医院、监狱、后勤和家属接踵而至、车水马龙。
中共韩城县委为团结爱国人士搞好统战工作，决定以文艺为武器，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工作。段异文两次来到宜川县集义镇第四高小和邓景亭研讨组建“抗日救亡”剧团，任命邓景亭为团长，以四高学生为主力，以外来的爱国人士为骨干。一些有造诣的音乐艺术人才慕名加入，剧团迅速发展壮大到50多人，演出地域北自黄河壶口，南至合阳澄城县之间。社会各界鼎力支持，捐资捐物，赠送服装道具。国共合作期间，在秋林演出时，二战区长官司令闫锡山亲来观看。还多次与军乐团演出，名声鹊起，把重兵压境的紧张气氛和缓下来，唤醒了军民，鼓舞了士气。抗日救亡剧团主旋律，是抗战歌曲和和爱国喜剧。诸如享有声誉的聂耳、冼星海、张寒晖创作的抗战歌曲，尚有郭沫若、曹禺、田汉等喜剧名家的作品。有“下里巴人”，亦有“阳春白雪”。直演的黄河两岸热血沸腾，自熟能祥，邓既是团长又是编导，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邓和康鸿德根据黄河岸边的真人真事编撰了十个剧本，如《流亡儿女》、《美人杀寇》、《还我大好河山》、《守财奴》、《缠足恨》、《风雨夜渡壶口》、《流亡到宜川》等自演自导的节目。还把人们喜闻乐见的地方秦晋小调和话报剧加入其中上演。韩城那两位女教员和沦陷区来的李嘉章夫妇的加盟，使剧团锦上添花。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德的《最后一课》也被搬上了舞台。特别是在演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工烦恼》时，李嘉章妻子扮演绿蒂，邓景亭扮演维特，演得淋漓尽致，柔情悲壮，使观众大为赞赏。维特自杀，穿的鞋子、黄背心、蓝色燕尾服，皆为几位女演员自己缝制，精湛飘逸，风格大气，特别是那两句英语对白，更是大家赞叹不已。
时值国共合作，摩擦相对较少。为了统战，邓景亭把中央军50师师部请进学校驻扎，师长刘进和夫人住学校后院。他们促膝长谈，他的气质和精辟理论，对师长影响较深。师长出资在天竺寺为剧团盖了一个戏台，台下修了一个操场；戏台雕梁画栋，飞檐彩拱，充满灵气；在后院修了五间一座的点将台，师长为东大门泼墨挥毫写了“进化之母”的牌匾。解放大西北时一野文工团还在这个戏台上演出过革命现代剧《白毛女》、《血泪仇》等。
第二战区陆军监狱暂时迁徙集义阳坪村，副官李敬启的妻子韬略过人，在家无聊，想找事干以解烦闷。副官找到邓景亭倾吐心声。其实邓早想深入陆军监狱做统战工作，今统战对象找上门来，何乐而不为？他说：“对于贵夫人的大名，我早有耳闻，你叫王玉，上太原师范，首届华北运动会100米短跑第一，这样的花季女杰代体育课，保能出成绩，欢迎王女士明天就来上班”。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副官被邓的卓识远见所倾倒，连连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日寇投降后，副官夫妇被邓挽留宜川，安排在教育界。解放后，薛明斋又安排他们在教育界直至1974年退休。邓和副官交为朋友，出入监狱少了许多“门坎”，邓和上层有了广泛的接触，还把齐志华、常云亭安排进陆军监狱，齐当了看守连连长，常当了排长。并为犯人争取到更多的权力：多放风、多晒太阳、多洗衣服等。
1939年8月，党组织决定要段异文化名赵芝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0年秋又调他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副官。1939年12月10日，日军9架飞机轰炸集义镇，这天集义逢大集，死伤62人，后街夷为平地。“抗日剧团”正在舞台上宣传抗战，演员冲下台把伤员抬往军队医院抢救。学生又到后街瓦砾里抢救出李嘉章夫人和李副官夫人，幸好他们都安然无恙。
抗日救亡剧团在巡回演出的几年间，由于邓景亭的穿梭斡旋，他动人的魅力，高雅的气质，丰富的内涵，良好的人员，巧妙的沟通，灵活的编导，精湛的演技，通达古今的知识，使他成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风云人物。为了统战，为了抗战，曲曲壮歌震撼了秦晋间黄河两岸的大好山河，唤醒了万千民众，在统战、抗战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三进两出伪牢狱 正文凛然斗玩敌
抗战时期，从国际大气候来讲，有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线（同盟国）；从国内小气候来讲，有国共二次合作及统一战线。黄河两岸形势相当复杂。东岸日寇侵占，两岸有国民党对边区的重要封锁，1940年构筑的五道防线，宜川地城就有两道，第一道紧逼边区东起秋林，西至甘肃灵武；第二道东起壶口，西至宁夏中卫；再加上秦晋黄河峡谷部署着中央军，二战区和八路军各种军旅，小磨擦不断，虎视眈眈，随时都有擦枪走火的可能。许多流亡人士蜂拥而至，加上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煽风点火来刺激，挑起仇恨和狂热。国共军民相争，族群彼此恶斗，阴云笼罩着黄河之滨。形势云谲波诡，令人窒息。
邓景亭穿梭于这硝烟弥漫、金戈铁马、剑舞弓张之间，凭借他的睿智胆略、运筹帷幄，搭着剧团的旗号，驰聘于大小船舰夹缝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解决纠纷矛盾于未然。壶口下游一带获得了一时平静与安谧。而他的三次罹难，也有惊无险。首次，是1940年国民党19军刚进驻宜川，他主持地下党在女校开会，被军统特务赵老先生发现，把他密捕后交61师在郭俭审讯，残酷迫害，灌辣子水，上老虎凳，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敌人无奈，决定密杀，时逢一个叫董玉亭的羊贩子和他关押在一起，他大讲革命道理，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这个羊贩子，他决定救他出狱，反正他无大罪死不了，放他是迟早的事。可邓景亭死在眉睫，这是营救他的极好机会，岂敢迟疑，夜晚一个哨兵拿着董玉亭的释放证，在门口喊道：“董玉亭”，羊贩子应了一声，就一把将邓景亭掀出门外，哨兵吼道：“快快滚开”！即接到释放证逃离虎口，半夜，军统特务老赵到牢房，带邓到野外枪杀，才发现错放了人，急忙调61师3个排兵力，连同他的特务人员共计200余人，封路搜山，火速追捕。兴师动众，折腾到天明，连邓的影子也没找到，无奈，敌只好毙了哨兵了事。
邓景亭同志3月份离开宜川隐蔽韩城龙泉乡南西庄当教员，剧团只能在韩城活动。赵离开宜川后，他又被党调回宜川，领导恢复中共韩宜县委的工作，公开身份是河青乡分队副。
二次，是1943年4月，被61师128团逮捕，吊进新庄一个枯井里，给吃不给喝，睡在淤泥里喝泥水，历尽折磨，吊上来还得不到口供。敌人又把他交给25师继续审讯，押送的特务连副连长张永婷对邓十分佩服，途中佯装解手，将他释放。
三次，是1944年，他的公开身份是宜川四高教导主任，话剧团暂停活动。他在学校组织学生剧团，在刘师长修的戏台上宣传革命主张。张立山任校长，把他的革命活动密告给国民党总部参谋王少泽（解放前夕逃台湾），阴险毒辣的王少泽让张不动声色，秘密监视，并派侦缉组的特务暗中配合，妄图“放长线，钓大鱼”，将我韩、黄、宜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由僵持阶段，转为胜利进攻。日本帝国由于战线太长，力不从心，8次轰炸宜川和集义以后无暇再轰炸黄河以西的城镇。中央军也频频出来活动，拆了许多庙宇，把木料当柴火烧，做饭煮牛羊肉吃。地方官吏无能遏制。为了保护文物古迹，邓到处游说，保证解决河防部队的柴火问题，他广泛动员百姓打柴火卖给部队，一则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二则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起来，有了买油盐酱醋钱，这样一来，部队停止了拆毁庙宇。盘古庙、坡头庙、石台寺庙、床岔沟庙等等，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从此，每日天不明城镇便摆满了柴火、瓜果、蔬菜，听到了商贩的叫卖声，市场繁荣了。61师觉得他可以利用，有感召力，也就不抓他了。
黎明之前夜更暗 战火愈烈志愈坚
1941年5月，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乌秀全调回延安，“八办处长”由赵润担任，直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放为止，一些反动军阀强迫“八办”摘牌。邓坚决反对，直到11月8日，“八办”人员撤完的那一天，牌子仍高悬门口。1942年5月，宜川招募333名兵员，其中集义镇15名，韩城送这15名兵员交给八路军，敌和我争夺兵员，敌53师便衣特务得知康送兵的情况后，于5月12日下毒手杀害了集义康红德（地下党，28岁），敌人把宜川兵员送到绥远国民军冯玉祥部。1943年4月，邓景亭二次被释放，韩城中心县委把他隐藏在河防军内，担任某军团的自卫队长，还到洛川受训，结束后，被党组织再次派回宜川，他那些对手大都离开了宜川，他任宜川大队副，暗中还兼任宜川地下党负责人。1943年9月的一天，美国飞虎队3架战斗机机沿黄河西岸飞行，飞过壶口，抵集义上空，一架战机出现故障，其他两架从其下身飞过准备接应驾驶员跳机，但没成功，驾驶员绝望中跳伞。战机栽落在集义盘古山参天茂密的森林中，着地后飞机起火降前爆炸，震撼山谷，燃烧起来的熊熊烈火直冲天空，浓烟笼罩了山峰，驾驶员生死不明。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清早，黄河两岸许多人都目睹了触目惊心的那一刻。
风尘仆仆赶到现场的邓景亭，看见悬在一棵树枝上的飞行员正在挣扎，忙上前解救。当走到郭东小学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民党旗帜在天空飘扬时，美国青年飞行员脱帽深鞠一躬，彻底放下了心，他未落入红区和沦陷区，而是落入国统区了。 他下榻河清乡政府，不食民间烟火，只吃随身带的飞行员食品，山西省过来的英语教员李素章通过对话，才知道这个飞行员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美国飞虎队队员。第二天邓景亭让他骑上毛驴，派人送到韩城，西安已来车等候接走。
此举，乃邓景亭对二战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
1944年组织让邓景亭又打入四高小，加强地下党支部的领导。1946年10月到12月，中共陕西省工委先后两次派吴沙浪等人带领的武装工作队开到东府开展游击活动，集义高小学生李俊杰、张希明等人加入其中，以粉碎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1月，省委派吴沙浪任韩城县委书记。吴曾经来宜川集义和邓景亭一起部署此地工作。
1947年古历二月初七，薛明斋率游击队来集义阳坪村，在玉皇庙与集义镇四个乡300多人的民团打仗，敌死4人，伤数人，下午3点张鸿英率寿峰民团抄后路包围攻打我扎在东坡寨子的指挥部，因我腹背受敌，到下午双方均撤。薛明斋在南河滩跨上战马，打死两个敌人，回东府工作。1947年6月，根据陕西工委和黄龙特委的决定，韩城县分为南北两片。北片成立中共韩宜中心区委（西起大岭，东至黄河，南至薛峰，北至宜川县城以南含集义镇），吴沙浪任书记，薛明斋任中心区区长，邓景亭任集义区委书记，李俊杰任情报员。中心区委驻地在盘道川、隶属东府工委，下辖咎村、薛峰、王峰、集义等五个区委。同月韩城游击队在北部山区小迷川水泉沟成立，队员30人，后来发展到1000人。孙文东任队长，吴沙浪任政委。7月韩宜中心区正式成立，游击队改为韩宜游击大队孙任大队长，吴任政委。在邓景亭配合下多次进入宜川地域，打的团匪落花流水，溃不成军。10月游击大队被任命为游击支队，归黄龙军分区领导。同时，西北野战军2、4纵队抽调了一些干部到游击队任职，孙石亦任支队长，吴沙浪任政委。10月12日韩城第一次解放，段洁任县委书记，邓景亭任委员，驻地县城内，隶属东府工委，建立有魏阳、薛峰、咎村、王峰、集义五个区委。后因野战军战略转移，地方还乡团死灰复燃，韩城党的工作仍继续由韩城工委和韩宜中心区委分别领导。1947年10月，薛明斋率韩宜支队配合邓景亭通过谈判和平解放了集义，并建立了新政权，白树昌任区委书记，邓景亭任区长。1947年10月，一野解放韩城后，2、4纵队开赴宜川，路径集义镇，受到地方民团狙击。邓景亭指挥高小学生全部隐蔽天竺寺上殿。一个营的解放军冲进第四高小，营长一手举手榴弹，一手拉导火索（他们以为此处是乡公所），大喊：“统统出来，缴枪不杀”！邓景亭走出办公室，引营长进去，取出他的党员证件让他看了。邓景亭把全校师生全部集合中院，解放军将领发表了一番演说。邓景亭派李俊杰做向导，带领他们攻打宜川。10月21日，解放军2、4纵队攻占宜川。歼敌河防指挥部及新编第九旅27团，浮敌中将徐永修、少将县长徐沛等人，解放了宜川。
（1936年邓景亭在西安搞兵运）
醉卧沙场君莫笑 自古征战几人回
1947年秋，因战略转移，解放军撤出宜、韩县境南下，风云突变，时局险恶。反共营长梁国英投降纳叛卷土重来，纠集50余名社会渣滓进宜川县域领取枪支弹药。韩宜中心区通知邓景亭撤到中心区委，暂放弃集义。县城敌首曹伯缄发给集义民团50支枪支和一些弹药。民团连夜赶到薛家坪短暂休息。邓景亭解散了游击队，疏散了工作人员，留下妻子和一儿一女，只身赴韩宜中心去，走到长坂坡猛想起家中档案尚未转移，落到敌手将很危险。这是一份奉上级组织指示，随解放军开赴西安接管国民党政权的人员名单。他们是四高小德才兼备的学生：周增智、刘言、刘启平、李海平、赵玉瑞、邓怀成、邓刚、李永堂、梁志清、梁健安、康明、康顺堂、邓文生、张志文等30人。急忙回到家，刚处理完文件，邓景亭回顾了一遍，准备出走，敌人已把宅院包围的水泄不通。四高小师生正在大教室上周会课，敌人冲进来，长枪盒子炮寒光逼人，指着师生脑袋。但两个地方敌人都扑了空，气急败坏地撤出。
新庄村碾豆子的邓大汉密告匪首：“邓家大院有地下室”。敌二次返邓宅，从地下室抓到了邓景亭。这天是1947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日，集义逢集。敌人原计划将集义地下党一网打尽。结果，只抓到邓景亭和南庄村的王元吉。王是南坡村一个放羊的密告民匪，说看见王隐藏在韩家沟一个死人棺板中。王被抓后，由罗中合执行枪毙在阳坪村大杨树旁的川河畔，年仅28岁，邓景亭被捕后，被带到阳坪村路旁的康家院。反动头目高仁山、张立山、邓汉勋、梁国英等集义地区的头面伪寇，千姿百态进行着各自的表演，明里说“营救”他，暗地里却秘谋诛之。解放前，张立山、张兆兰、邓汉勋轮换接任四高小校长和三区区长；国共合作期间，他们顺应民主潮流，把集义两党负责人集合起来，经协商达成“四高共识”：若国民党来了由郭泰来和李秀云接洽、应对；若共产党来了，则由邓景亭和段异文接洽、应对；和平共处，自戒自律，井水不犯河水。 正是这样，邓景亭被抓后，集义一摄地头蛇都异口同声说：“邓乡长，有四高共识和承诺，你不会有事的”。
邓景亭泰然自若，严肃地说道：“从我参加革命的那天起，我就常用古人的一句话鼓励自己：“醉死沙场君莫笑，自古征战几人回？”怕死我就不当共产党员。晚上，邓被押送马头岭邹家。
次日，民团头子为掩人耳目，做样子邀请了几个地方乡绅权贵商量“营救”邓景亭。他派人请示原宜川教育局建设科长（教育局长）张兆兰（邓景亭远门姐夫），问对邓景亭怎么处理，此时宜川无县长，群龙无首。只有张兆兰等五人决策小组。同时，张还兼集义乡长，杀或不杀，他说了就能算数。况且当时他就在集义峪口沟。可他半天缄口，临末冷冷吐了八个字：“放虎归山，必有后患！”经过一天紧锣密鼓的策划，杀害邓景亭方案出炉了。
1947年，古历九月二十六日夜，通往宜川县城大路的阴凉沟，伪民团布置了一排兵力，梁国英问：“谁去执行这个‘伟大’的使命？”阳坪村的常云清和南坡村的刘明喜不约而同举起手说：“我去”。两人荷枪实弹，押着被五花大绑的邓景亭，说是要送往宜川郭俭监狱。当走到阴凉沟莲花石草坪休息时，邓景亭已觉得不对，他对常、刘说道：“国民党的末日为时不远了，你们跟着我走，还没有你们种的二亩地？！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你们即使杀了我邓景亭，还会有千万个邓景亭站起来”！常云清说：“放了你我们没法交差，还是送你到宜川监狱吧”！
邓景亭知道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便愤然转身，昂首挺胸欲走，刚一抬步，便听得“噹”的一声枪响，常云青一扣扳机，前四发走火，最后一发打响了。邓景亭踉跄中高呼：“能杀死我邓景亭，杀不完千千万万共产党员。我生不成功后继有人。”刘明喜再补了罪恶的一枪，邓景亭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年35岁。
尾 声
邓景亭的壮烈牺牲，给韩、宜、黄地区党组织造成巨大损失。1947年深秋，段异文在内蒙作战，内蒙解放后，接着又剿匪。他兼任克什克腾旗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在一次战斗中遭遇部族首领多人包围，在掩护同志的突围中壮烈牺牲，时年41岁。宜川四高共产党支部的两个创始人邓景亭和段异文，虽不是同年同月生，却是同年同月死。他们乃学生运动的领袖、革命青年的楷模、一代精英，和成千上万为了抗日救国和迎接全国解放而英勇捐躯的烈士一样，未能看到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便壮烈牺牲在敌人枪下。
邓景亭英勇壮烈，那份材料却始终未落入敌手，这批青年于1949年全身披挂随军开赴西安，按管国民党政权。
从1933年宜川县四高党支部诞生至1936年初，四高党员奔赴延安参加红军的共有18名青少年，其中8人在新中国诞生前壮烈捐躯。他们是：曹贤德（23）岁、刘葆华（19）岁、邓登盈（20）岁、康鸿德（28）岁、王元吉（28）岁、刘盛祥（24）岁、邓景亭（35）岁、段异文（41）岁。他们为共和国而死，虽死犹荣。
四高共产党员邓彩琴，做党的后勤工作，负责陕甘宁边区与韩、宜往返同志的衣食住宿等。保管地下党的枪支弹药。1947年奉命到韩宜支队第9中队转战黄河两岸。1948年瓦子街战役后，韩宜支队清剿宜川三区、河清乡国民党地方武装时，随军作统战工作。为争取高仁山、邓汉勋、詹玉林与韩宜支队队长孙文东、政委王荣生、黄龙军区分区司令员王宝山、韩宜中心区区长薛明斋会面，做了大量工作。
四高党员李俊杰1941年参加革命，在东府党委的领导下，给党委主要领导吴沙浪、薛明斋、邓景亭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情报。身份暴露后和张西明（集义东坡人一起）转韩宜游击队参加马岭塔等五地战斗。1948年2月瓦子街战役前，受东府党委委派于正月十四把重要文件送给在山西白卓的王云将军，王云用老百姓吃的旱烟叶用纸卷起来招待他，要他参加瓦子街战斗，做向导，领解放军强渡禹门口，经冶户川、石台寺到瓦子街埋伏。并要他转告吴沙浪，向瓦子街作战后勤部队运送1万多斤粮食。吴接令后率军将粮食转运到战场附近的砖庙梁。
宜川四高走出去的学生，到社会上分道扬镳，裂变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阵营。国共两党斗争，到1949年以国民党的灭亡、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1949年春西安解放，作为宜川县长的薛明斋，在集义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宜川第四高级小学为革命英年捐躯的八位烈士，为邓景亭选了他出生的新庄村村东新址迁了坟。幸存者薛明斋、薛焰、薛道藴、吴莎浪、刘保障、邹东平、邓志高、邓彩琴等回到四高，看到物在人亡，个个悲痛欲绝。薛明斋、吴莎浪、薛焰登上舞台，向万人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大会楹联光芒四射：
一涿黄士埋忠骨，一轮冷月祭花魂。
邓景亭妻曹氏（1910——1953），系烈士曹贤德亲姐。在邓景亭被杀后不几年病故。她与邓景亭膝下生有一儿一女。女：邓竹玲；儿：邓金元。
邓竹玲（1932——2007），邓景亭之女，1950年在集义、寿峰、城关妇联工作。1960年调任集义公社社长。后调宜川县工商局至1980年退休。2007年病故，年76岁。夫李志兴（启红）集义冯家坪人。1950年至1993年，先后任乡文书、会计、粮站站长等职。至笔者采访时，他已80高龄，仍颇健谈。他为邓景亭儿治病，抱养孙女，传承祖业，延续香火。与其妻一道耗尽了全部积蓄，付出了毕生心血，一辈子没置一栋私宅。2004年清明节，又为岳父邓景亭、岳母曹氏新选了墓址：新庄村对面迁了坟，立了碑，铸石以铭志。2008年，《延安报社》和延安公墓两名负责人，来集义祭祀，要求将烈士迁入延安公墓，李志兴征求邓景亭养孙女意见，觉得自坟新迁几年内，家境还算平妥。故，不愿再迁坟，图个安然，以告慰烈士英灵。
邓金元（1937——1996），邓景亭之子，18岁在宜川中学上初中时，因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回想起父亲没能避过那一劫，痛苦悲伤至极致疯。后在其姐和姐夫的照料下，六次外出就医，享受政府每月30元生活补贴。1996年，在宜川县城病故，年59岁。他20岁娶了集义曲里女子丁好为妻，人家嫌他疯癫，过了三、四年离异，无生育。后来，姐与姐夫又在60年托媒说娶韩沟魏碎女为妻。过了28年，生一女幼溺。后抱养山西嵇山一女，取名邓菊花。长大后，被政府安排在宜川县粮油食品厂当工人，后买断工龄。现在合阳定居，有一子：邓朝辉，为邓景亭立门顶户，延续香火。
2012年清明节，给邓金元和魏碎女各立碑一块。新中国成立后，薛明斋调到北京，刘保障调到南京，薛焰进西安后，相继任西安市长、市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副主任。邓志高任朝邑县公安局局长。吴莎浪、薛道藴、邓彩琴皆到省上任各级领导。
作为笔者，我已年逾半百，我的老父亲赵引平已82岁高龄还健在，他当年就是四高邓景亭的低年级学生，他亲自耳闻目睹了老师的革命斗争史，每每为我们晚辈后生讲述起，就滔滔不绝，激动不已。我18岁那年高中毕业返乡，集义镇（公社）抽我到镇上搞“阶级教育展览”，我辗转近十个村子找了李志兴、张西明、李俊杰、赵宏政、赵引平等几十位知情人，搜集整理了邓景亭的革命斗争史料。当时，我就列了这么些提纲，想编写成故事连载，但一直力不从心。38年后的今天，政协宜川县委员会特邀索稿，编写文史资料，我才鼓足勇气，一气呵成这60页近两万字的长篇文稿，也就完成了常压心头的一桩夙愿，如释重负。我出生于集义镇石台寺行政村马家庄，儿时常听村上长者讲：解放前夕，有一个外地人叫刘转印的挑货郎，可能是个地下党。1947年冬，地方团匪任志民（麻岔沟人）与刘有点儿小仇，却请示团头丁坤山，说刘与薛明斋在韩城林源有染，可能是地下共党，便带领了20余名团匪，将刘打死在村对面的牛草沟，用石头垒在石崖下。解放后，任志民等刽子手已被正法，但任何“史书”、 “史册”上均未发现“刘转印”这个名字。全国为了正义、为了民族解放而战，遭这样秘密暗害的无名烈士成千上万，他（她）们更是我们应该铭记怀念的人。
集义西坡人张西明，西安解放战争时，曾任八路军担架队队长，支援前线。其母给山西八路军做军鞋。解放初期，张回家务农，因身份没人证明，说他脱党。默默无闻务农告老。像这样为抗战和全国解放而做过事情的无名英雄，何止张西明一个。他（她）们也是值得我们铭记怀念的人。先烈们的史迹，我们礼当一桩一桩记载归档，一件一件发扬光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一曲一曲颂扬歌唱。革命英烈，人民共和国不会忘记，共和国人民更不会忘记。我们用这样那样的形式去祭祀他（她）们，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英灵。对他（她）们的祭祀，礼当成为极其神圣的“国殇之祭”。
